在受访人士看来，除去疫情的短期影响之外，从更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将会放缓，而新一线、二线城市还有较大的机会。

　　周仲高向记者表示，城市人口适度容量是多种因素制衡的综合结果，一线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体量后，在人口发展方面更会关注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情况，提升人口综合竞争力和人口贡献率。

　　孙不熟也指出，一线城市在经历“人口换血”，大量的学历型人口流入，而产业工人流出，总人口增速下降会成为趋势。

　　以深圳为例，尽管过去一年总人口增量有限，但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16.63万人，比上年增长9.4%，其中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61.70万人，增长7.1%。

　　人口政策也是一个影响因素。2021年5月，深圳略微收紧了户籍门槛，先后发布《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居住社保积分入户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人才落户的学历底线要求由大专调整为全日制本科，居住社保积分入户基本年限由5年调整至10年，老人随迁将子女入深户时间要求由8年调整为15年等。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梅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圳已是国内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调整人口政策也是希望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公共服务配置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有序，应该看到深圳的特殊性，它面积仅2000平方公里，有限的土地空间使公共服务供给受限。

　　孙不熟表示，除了受政策因素影响之外，城市的人口规模同样也受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过去10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是依靠地铁的大发展，拓宽了城市半径。但当一线城市人口达到2000万量级的时候，“地铁红利”在减弱，相比之下，一些地处人口大省的、本身人口规模尚未很大的新一线、二线城市仍有可观的人口增长机会。

　　也有人口专家认为，2021年，全国新增人口数量仅为48万人。当总人口进入到一个低速增长时，重点城市的人口增量很难再像过去10年一样维持在高水平。

　　周仲高则强调，未来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将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从高度集聚走向更优集聚，既要发挥集聚的规模效应，也要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