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大幅增长——官方数据是其规模已超两亿人，这相当于欧洲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眼下，这个群体的权益保障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最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常会两次聚焦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5月12日召开的国常会明确要求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任，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等机制。7月7日，国常会强调，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和群众收入。会议从劳动关系、劳动报酬、职业伤害、技能培训、养老医疗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国常会回应公众期待

　　“规范”正在加速推进，而观念上的变化早已悄然发生。

　　一家外卖平台的专职骑手林峰(化名)说，过去，骑手们聚在一起聊天的话题多局限在家庭和收入上，鲜有人考虑过自己的权益问题。2020年11月，与“一部分受访外卖骑手社保不完备”相关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骑手们就此聊了很久。后来，但凡涉及他们权益保障的消息，总有人时不时提起。

　　如同打开了一扇大门，灵活就业的兴起不仅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群体的就业，而且已成为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但相应的短板也越来越明显，其背后的法律空白，也成为引发劳资冲突的导火索。

　　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

　　区别于传统企业单位，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固定的工作时间，甚至没有固定服务的商家。这使得用工行为的界定、劳动标准的适用存在很大分歧，劳动保障制度的滞后已成为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重大难题，客观上也成为束缚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藩篱。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表示，由于我国的劳动法是一个严格的“二分法”，只要认定了劳动关系，就可以享受劳动基准的保护；但如果不认定劳动关系就属于民事关系，出现问题就只能协商解决。目前的劳动法律法规在判定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时面临很大的困难，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在法律框架内获得相应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周世虹律师表示，一些平台企业通过分包、劳务派遣、中介、与异地公司签合同、频繁更换公司等方式和套路规避平台企业责任。

　　他建议，要从法律上对新业态下的劳动关系进行特别规定，针对新业态用工关系特点，重构劳动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合理平衡平台企业和劳动者权利义务。

　　今年全国两会，多份提案议案与此相关。全国总工会界别提交的《关于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提案》称，一些新业态企业刻意规避劳动法律，借助自身强势地位，使用各种方法避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

　　全国总工会界别提案建议，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包括劳动者、劳动关系等在内的劳动法律基本概念作出定义，在理论和实务界统一认识和适用标准，消除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适用劳动法律上的现实困难。

　　7月7日召开的国常会回应了上述期待，当天会议确定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适应新就业形态，推动建立多种形式、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关系。同时，要求企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督促平台企业制定和完善订单分配、抽成比例等制度规则和算法，听取劳动者代表等意见，并将结果公示。不得违法限制劳动者在多平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