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比，作为人口大市，重庆2020年的流动人口仅为481.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5.01%。重庆流动人口比重相对较低，主要是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2019年，重庆的城镇化率为66.8%，而其它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普遍已达到80%以上。这意味着，目前重庆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等待被转化为城镇人口。未来，重庆在进一步加快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应积极创造和有效提供城镇就业机会，从而吸引本地外流人口回流，实现就地城镇化。

　　此外，天津、沈阳、西安、南京等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30%以下，但背后原因却各不相同。比如，南京所在的长三角地区“强市林立”，人口竞争相对激烈；沈阳所在的东北地区，区域整体仍存在人口流出惯性。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过去10年，重庆、天津、沈阳和南京的常住人口增长率也均未超过20%，这在所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处于较低水平。西安的常住人口增量相对可观，但主要是因为代管西咸新区并率先降低落户门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些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因此难以在一个统一标准下对它们的流动人口占比高低进行评价，但整体而言，流动人口占比较高的城市经济往往更为活跃，也更有能力持续吸纳人口流入。

　　因此，现实中，即便一些城市控制人口规模，但在更高收入水平、更优质教育资源的牵引下，流动人口依旧表现活跃。以北京与上海为例，两地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不低，2020年分别为38.45%和42.14%。此外，拥有较好生活环境和独特吸引力的成都，2020年流动人口占比也超过了40%。

　　如何满足流动人口需求？

　　但是，流动人口增加，也给城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仍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在2000-2010年间，两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长，10年间都增加了约600万人。但是，近10年两市都对常住人口总量进行控制，导致流动人口增长放缓。其中，近10年北京流动人口增长19.50%，上海流动人口增长16.70%，这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几乎处于垫底位置。

　　为何要控制常住人口规模？2017年，国 务 院在《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指出，上海要牢牢守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着力治理“大城市病”，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途径。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万左右。

　　所谓“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症状”。一定程度上，这是大城市吸引人口流入必须要承担的“成本”，也是地方政 府需要面对的“功课”。

　　过去10年，成都、西安、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其中成都和西安增长超过100%。这与省会城市拥有较好的医疗、教育资源相关，也表明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乃至其它三四线城市的人口“虹吸”进一步加强。

　　流动人口增长加快，公共服务就必须得到更及时补充。

　　以西安为例，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之后，西安小学在校生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从2017年的66.68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8.98万人，与之对应，小学教职工数量也从2017年的38494人增加到2019年的44511人，其中小学专任教师从2017年的34163人增加到2019年的39836人。